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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提到：

• 偶然走进教室，成为一生牵挂

• 三十年如一日，微光汇聚星河

• 互联网＋教育，带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

• 荣誉背后的温度，每滴泪都诠释着爱意

• “教育”这根棒子，真的传下去了

• “我永远是你们的老师”

      今天是第41个教师节，清晨的风里飘着校园的铃声，那声音从1995年的秋天一直传到现在，带着30年的粉笔灰味、孩子们的笑声，也带着我此刻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。站在村口望着熟悉的校门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日子，突然就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。

      1995年的初秋，村头的老槐树投下一片阴凉。那天我去村小学，我的母校—-韦州镇河湾小学，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，正好学校里面正好有位老师生病请假了，学校急着找个临时老师盯班，偶然的机会，19岁的我攥着皱巴巴的语文课本，站在了三尺讲台前。那时的我不会想到，这“半个月”的临时差事，竟成了我坚守30年的人生选择。那时我没想过，这个“临时”的差事，会变成我一辈子的牵挂。

      第一次走进教室，三十多个孩子挤在旧课桌前，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，齐声喊“老师好”的时候，我攥着课本的手在发抖，我攥着粉笔的手直冒汗，自我介绍之后，连“同学们好”都说得发颤，板书“a、o、e”三个拼音时，手一抖还写歪了。那天我教他们读“a、o、e”，看他们歪着头跟着念，忽然就觉得，这讲台好像就是为我准备的。下课时，扎着羊角辫的小娟跑过来，把一颗用手帕包着的硬糖塞到我手心：“老师，你讲的故事比之前的老师好听。”那颗糖在手心焐得发暖，看着孩子亮晶晶的眼睛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三尺讲台好像有股魔力，能把平凡的日子变得滚烫。从那天起，“代课教师”这四个字，不再是一份糊口的活，成了我心里最神圣的牵挂。

       从那天起，我成了村里的代课教师。最初的日子难，难在钱，更难在怕自己教不好。每月工资只有50元，假期里一分钱没有，后来我结婚了，全家的开销要靠丈夫种地、我攒着这点工资凑。冬天教室里只有一个小火炉，我和孩子们一起搓着手上课；夏天屋顶漏雨，我们就把桌子搬到走廊上继续讲。可再难，只要看见孩子们的作业本上多了个红勾，听见他们追着我问“老师，明天学什么”，就觉得一切都值。

       后来工资慢慢涨，100、200、800、2023年终于涨到每月2000元，可还是每学期只发四个半月的钱——假期里我会在家门口打零工，攒着钱给孩子们买作业本、铅笔。有人劝我：“代课老师没编制，图啥？”我答不上来，只知道每天早上看见孩子们在校门口等我，就是我一天里最踏实的事。这一教，就是30年，从19岁的小姑娘，教成了孩子们嘴里的“老老师”。 有亲戚劝我：“去城里当保姆都比这挣得多，别傻了。”可我舍不得——舍不得讲台下那些期待的眼神，舍不得孩子们放学时追着我喊“老师明天见”，更舍不得自己心里那点“让娃们多学点东西”的念想。我总觉得，只要我站在讲台上，这些农村娃就多一分走出大山的希望。

       这30年里，我没敢停下脚步，总想着能给山里的孩子多做点什么。2016年，是我教学生涯里的“光”照进来的一年。偶然的机会，我了解到北京“童年一课”项目，能给乡村孩子带来远程优质课，我立刻发了申请。当第一堂远程美术课接通时，孩子们看着屏幕里的老师教画天安门，眼睛里的惊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当视频里的美术老师教孩子们画星空时，孩子们凑在屏幕前，连呼吸都放轻了；当音乐老师带着他们唱英文歌时，平时腼腆的孩子也跟着拍手哼唱。有个叫小宇的男孩小声问我：“老师，北京的星星和咱们村的一样亮吗？”从那以后，我每周雷打不动守在电脑前，帮孩子们调试设备、整理教具，看着他们知道了“宇宙”“编程”，知道了大山外面还有博物馆、科技馆，我比自己得了奖还开心。8年里，通过“童年一课”，孩子们听了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老师的英语课、趣味科学、美术课、作文课、手工课等等，看了宇宙的纪录片，甚至和电视里的老师视频连线——他们终于知道，山外面不只有庄稼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

       通过努力，我曾多次荣获“优秀辅导员”、“优秀教师”、教学成果奖等等。最难忘的是，2017年我先后荣获了“马云乡村教师奖”和“TCL烛光奖”， 2018年，我第一次坐飞机去三亚领奖，我特意穿了新做的衣服，站在台上接过马云老师颁发的证书时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2018年，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领奖，站在北大的领奖台上，接过沉甸甸的奖牌时，我热泪满眶，我想起为了准备公开课，熬夜改教案到凌晨；想起为了让留守儿童开心，申请“日慈公益”的心理魔法课，听说“日慈公益”有心理魔法课，想着村里大多是留守儿童，孩子们心里的话没人说，于是我就申请“日慈公益”的心理魔法课。第一次上魔法课，我教孩子们把不开心的事画在纸上，再折成纸飞机扔出去。那个总是低着头的小女孩，扔完纸飞机后，突然抬头冲我笑了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那么敞亮。第一次教他们画“情绪小怪兽”时，平时沉默的孩子露出了久违的微笑……

       2018年，我又为孩子们申请了“蓝信封”书信项目。当第一封来自大学生的信送到孩子们手里时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拆信封，连信纸都舍不得折。小浩在信里跟大学生哥哥说“我想妈妈，她在外地打工”，后来收到回信时，他抱着信哭了，说“哥哥说他也想妈妈，让我好好读书，以后就能和妈妈在一起”。看着孩子们在信里倾诉心事、互相鼓励，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只是“教书”，更是在给孩子们的心里种“希望”。

       可这份坚持，终究还是停在了这个学期。这学期教师编制够了，不用代课老师了。我回到教室去收拾东西，看着讲台上的教案写满了批注，孩子们送的手工花已经褪色，抽屉里还藏着去年教师节他们画的“我的老师”，还有孩子们自己做的小卡片——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件装进袋子，走的时候，孩子们还在上课，我没敢跟他们告别，怕自己哭出来。

       让我心里最踏实的，是“教育”这根棒子，真的传下去了。女儿从小跟着我在学校长大，我备课的时候，她就坐在旁边画画，画的都是“妈妈在讲课”；我批改作业，她就拿着小本子，模仿我给她的玩偶“判作业”。上初中时，她写作文《我的妈妈》，里面写：“我妈妈是代课老师，她没有正式的编制，没有高工资，可她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以后也要当老师，像她一样。”去年夏天，在宁夏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儿，拿着教师招聘考试的录取通知书跑回家，哭着抱我：“妈妈，我考上了，我也是正式老师了！” ——我的“教育梦”，终于有了接班人，“教育”这根棒子，真的传下去了。我摸着她的头，比自己当年获奖还高兴——我的遗憾，终于成了圆满，那一刻，我觉得30年的辛苦都值了。更让我骄傲的是，曾经教过的学生，也回到了我们镇乡村小学当老师，她们来看我时说：“老师，当年您说‘读书能改变命运’，我信了，现在我想让更多孩子信。”看着那些孩子们，我就觉得，我这30年的代课生涯，没白过。

       失业后的日子，每天听见校园的铃声，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着。早上还是会习惯性地早起，想着该备哪节课；路过校门口，总忍不住停下来，听听里面的读书声；晚上坐在桌边，手里没了要批改的作业，心里空落落的，那种难受和空虚，是30年里从来没有过的。有人问我：“当了30年代课老师，最后失业了，不觉得委屈吗？”我摇摇头——委屈有过，难有过，可比起孩子们的笑脸、比起“教育”传下去的踏实，那些都不算什么。

       这些天，我总坐在家门前的老槐树下，听着学校的铃声一遍遍地响。预备铃是“叮铃铃”的短音，上课铃是“当当当”的长音，下课铃带着欢快的节奏——30年了，这些铃声刻进了我的骨头里。每次铃声响起，我就想起那些孩子：想起孩子发烧时，我背着他们去卫生院，他趴在我背上说“老师像妈妈”；想起毕业时，孩子们把自己叠的纸星星塞给我，说“老师，您要一直等着我们回来”；想起有年冬天，孩子们偷偷在我抽屉里放了烤红薯，说“老师，您讲课嗓子干，吃了暖和”。这些片段像电影一样在眼前转，眼眶湿了一次又一次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像少了块东西。可我不后悔——30年光阴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讲台，给了这些孩子，这份选择，我从未动摇过。30年里，我拿着微薄的工资，守着小小的讲台，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教育，给了孩子们。我没成为“正式教师”，但我教过的孩子，有的成了老师，有的考上了大学，有的走出了大山；我的女儿，接过了我的“教育之棒”，继续站在讲台上。我的代课生涯结束了，但我对教育的热爱，永远不会熄灭。就像村口的老槐树，哪怕叶子落了又长，根永远扎在这片土地上；我哪怕不在讲台上了，心里的“课堂”，永远为孩子们开着。

       有人说我傻，30年没编制、工资低，把一辈子都搭在了代课上。可我记得第一次教孩子写自己的名字，记得留守儿童在魔法课上的笑容，记得学生说要当老师时的眼神，更记得我的女儿——她从小就坐在教室后排看我备课，说“妈妈，我以后也要当老师，要做正式的、合格的老师”。去年，她真的考上了教师编制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哭着抱我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手里的教育之棒，终于有人接过去了。

       今天是教师节，女儿发来她和学生的合照，照片里的她站在讲台上，笑得像极了当年的我。风里的铃声还在响，我看了看褪色的奖状，忽然就不那么难受了。我虽然离开了讲台，可那些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，那些为教育奔走的时光，早就刻进了我的骨头里。对教育的爱，从来不是一份工作能定义的——只要心里装着孩子，装着这份牵挂，我就永远是一名教师。

       如今，我虽然离开了讲台，但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永远不会停。那些和孩子们相处的日子，那些为教育奔走的时光，早已成了我生命里最亮的光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依然会关注着山里的孩子，关注着这份我爱了一辈子的事业——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里装着教育，我就永远是孩子们的老师。

       教师，这两个字，是我这辈子最无悔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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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稿：马少红

编辑：吴焰堰